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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麻将欧盟为什么需要民族国家?———兼论欧洲

更新时间:2020-10-14 03:00
 

  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民族主义的回潮。是什么力量在维系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一体化的超国家理念经历了三代人的论证、传播、普及并实质性地弱化了边境、统一了货币之后,为什么还是没有“驯服”早就被宣布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族主义?本研究从大卫米特兰尼提出功能主义路径的历史背景入手,指出欧洲一体化从未获得过消灭民族国家、实现深度政治融合的理论保证。从根本上而言,功能主义路径指导下的一体化未能替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三项基本政治功能:一是确保相当范围内的政治团结;二是维持福利国家的道德前提;三是共识的再生产。欧洲一体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成功有赖于民族国家提供的政治根基,对民族国家的超越难以在缺少功能替代的前提下发生。

  作者简介:梁雪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民族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BZZ027)的阶段性成果。

  在201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和反对欧盟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一共获得了112个席位,虽然没有出现选举前各国担心的“疑欧派”在议会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窘迫局面,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四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均有效瓦解了中左和中右的选民基础,稳居第一大党。自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功能层面的逐渐融合使当今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彼此高度依赖,欧洲单一市场的拓展、欧元的诞生和申根区的建立在制度层面不断消解主权国家边界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近年来,欧盟国家的民意出现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英国脱欧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和荷兰自由党等右翼力量的崛起。这些新的政治势力对国家利益和“民族性”的强调远高于对欧洲一体化的兴趣。换而言之,欧盟并未像很多专家学者——无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功能主义者——预言的那样,伴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功能将由联盟来承担,民族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被完全替代。

  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强调经济因素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全球贸易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繁荣时期掩盖的问题逐步显现;二是强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保守政治理念的回潮。第一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经济环境的恶化既有可能导致欧洲的分裂也有可能加速一体化的继续深化。因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力就是克服狭小的国内市场和各自为政的经济策略,调动整体资源而不是单靠每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力量来重建战后的欧洲。欧洲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的建立也是为了对冲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因此,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不一定会选择对抗欧盟。经济困境导致欧洲一体化受阻的因果必然性缺少论证。第二种解释的问题更为隐蔽,从表面上看,因为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因此民族主义的回潮导致一体化受阻是相当令人信服的论点。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相关领域的学者忽略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确实给一体化带来了挫折,但究竟是什么力量在维系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一体化的超国家理念经历了三代人的论证、传播、普及并实质性地超越了边境、统一了货币之后,面对早就被宣布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还是不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早在欧洲一体化突飞猛进的阶段,历史学家阿兰·米尔沃德(AlanS.Milward)就相当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认知,即相互依赖的增加导致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增加是一个持续的、线性的过程。这种错误认知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话语霸权、民族主义的污名化以及功能主义在实践层面的胜利,但更为根本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实际政治意义缺少认知。这种认知的缺乏不仅发生在政策制定层面,同时也发生在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理论研究层面。在讨论欧洲问题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压死骆驼的稻草”,而不是骆驼本身。

  本研究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源头入手,重新梳理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提出功能主义路径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指出以功能主义为基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未获得消灭民族国家、实现深度政治融合的理论保证。然而,后来的理论家对功能主义以及米特兰尼核心关切的系统性误读,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米尔沃德指出的线性错误认知。从本质上而言,功能主义路径指导下的一体化进程未能替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三项基本政治功能:一是确保相当范围内的政治团结,弥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对传统道德和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对抗个体由于日益原子化而导致的脆弱和异化;二是维持福利国家的道德前提,福利国家带来的去市场化是欧洲一体化成功的重要隐性条件;三是共识的再生产,根据民主化理论,共识的存在是现代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

  本研究在深入挖掘和系统性讨论民族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辅以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笔者于2013-2016年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进行了分阶段实地调研,2018年在法国和德国进行了单次实地调研,2019年又于德国进行了单次田野调查,收集了基层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与态度,为以理论探讨为主体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

  当代意义上的欧洲统一理想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1945年,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民主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者,都相信欧洲的统一能最终替代无以为继的大陆均势,促进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防止毁灭性战争的再次爆发。然而,一体化并非欧洲的宿命。煤钢共同体(The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的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并非必然发生的事件,更多的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尽管在过去的70年中,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政治选择推动了“统一欧洲”的大踏步前进,但一体化的内在目标究竟为何从来不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上,“欧洲”这一概念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种是世界主义的,另一种是民族国家的。

  尽管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于1950年,但“统一”的欧洲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它既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也是基督教神权的遗产。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陷入了长期的分裂,1500年左右,欧洲国家的数量高达五百个。但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然基于宗教共同体的逻辑,致力于维系一个共同欧洲的纽带。到18世纪,尽管政治上依然分裂,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仍然明确地论及“欧洲各国之间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国家”。18世纪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de Vattel)也指出,欧洲构成了某种政治体系,居于世界一隅的各国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种利益将这一实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欧洲就像一个“共和国”,各个成员尽管相互独立但通过共同的利益整合在一起,维系着欧洲的自由与秩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的第十四章用大量篇幅旁征博引地回顾了历史上的“欧洲统一原则”。他认为,欧洲协调一般被认为是创建于1814年2月5日,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和俄国代表在这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他们不是以各自国家的名义发表声明,“而是以这些国家所组成的整个欧洲的名义”。事实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各国的君主或贵族统治者之间保持着经常和密切的联系。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家庭的纽带、共同的语言(拉丁语或法语)、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关于绅士之间应如何相处的共同道德观。在类似的宫廷政治和贵族文化的基础上,君主的臣属也形成了内部均质的独立社会。如职业外交官确立了一套自己的原则、习俗和处世哲学,虽然受到各国不同利益的驱动,但也“能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欧洲的普遍利益”。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摩根索甚至提出,均势是一种欧洲现实(EuropeanReality),只能在欧洲发挥效用,因为“均势的成功运作需要一个隐性的道德共同体的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四大帝国的覆灭,欧洲的封建贵族制度也逐渐走向事实上的共和制。然而,在民族国家时代,“世界主义的欧洲”并没有终结,只是形式和载体发生了变化,其覆盖的范围甚至还有所扩大。新的世界主义者由职业政治家、经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精英学者等组成。他们往往毕业于类似的学校,具有国际性的职业体验,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同其他国家背景和文化相似的群体打交道。与早先的拉丁语、法语一样,这一群体将英语作为新的通用语言(linguafranca),并建立起共享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借用黑格尔的语言来描述:在每一个共同体(国家)之内,这些精英在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上都表现为一个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群体。这些跨国精英对民族归属需求甚少,将国家边界视作幸好已经开始消失的障碍,国家只有在方便其全球运作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用的。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群体,欧洲的“新世界主义者”更少地受制于民族界限和地方身份,不管在拉脱维亚还是在意大利,他们都很少感觉自己是“异乡人”。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描述了这一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本家是国家的同盟,而全世界的工人的使命是联合起来。20世纪末的事态发展却表现了全世界资本家开始联合起来,而产业工人和其他的附属阶级则处于分裂的状态。”

  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尽管犹太教传统将古代以色列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但该领域的大部分学者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欧洲现象。如社会学家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认为,民族主义思想发源于16世纪的英国。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其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民族国家的原型。此后,民族主义在各个层面不断形塑着欧洲的政治规则,迫使不符合民族国家形态的政治存在向其靠拢。例如,英国王室现时的姓氏便是民族主义压力下的产物,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是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公爵之子,两人婚后子女均随父姓“萨克森-科堡-哥达”。因此,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她的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七世开启了一个新的王朝,并将“萨克森-科堡-哥达”这一德国姓氏沿用至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与德国的正面交锋和残酷搏杀导致英国民族主义者极度仇视德国和一切带有德国色彩的符号。在这种压力下,英王乔治五世不得不考虑放弃“萨克森-科堡-哥达”,选用王室在伦敦城郊的常住地温莎城堡作为新的姓氏,自此诞生了温莎王朝。

  诸如此类的政治细节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不断累积,使得欧洲的政治单元从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有时候手段甚为激进。例如,波兰成为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是通过1945年之后对境内人口的强制驱逐和重新安置才得以实现的。根据苏联与英国之间的协议,波兰将一部分领土转让给苏联(属于今天的乌克兰),同时取得原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德国领土作为补偿。而生活在这部分土地上的德国人与德裔波兰人一道被强制驱逐出境,人数以百万计。至此,波兰才大致上具备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态。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和局限性,打造主权民族国家这一政治使命贯穿了近现代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并成为欧洲政治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欧洲一体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对很多成员国而言,民族国家并非亟待摆脱的政治形态。波罗的海三国在20世纪初的首次独立只持续了20年,此后经历了苏联和德国的三次占领,直到1990年左右一直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内部均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族,消化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芬兰的主权在1991年之前一直受到苏联的压制,1948年苏联与芬兰签订的条约规定了芬兰不得加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必须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在两国中任何一国遭遇外敌入侵时应相互支援。这种有限的主权状态直到1992年芬兰与俄罗斯重新缔结条约后才得以结束。对中东欧和东南欧诸国而言,后冷战时代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是:保留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并尽可能完整地保障失而复得的主权。这也是上述国家在2004-2013年加入欧盟时的指导思想。即便对率先推动一体化的西欧国家而言,以民族概念定义的共同体也不是无足轻重的。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由于市场交易损失而面临困境之时,法国总理迅速表态说:兴业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继续作为一家法国银行而存在”。这条消息被广泛解读为,如果兴业银行面临收购,那么收购者应当是另外一家法国银行。

  尽管德国于2000年1月1日起修改«国籍法»,解除身份认同与“血统—文化—语言”之间的关联,按照更自由主义、更公民化的原则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因政治意愿而结合的共同体”。然而,这种对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还没有成为一种“欧洲共识”,大部分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仍未超越赫尔德(Johann Gott fried von Herder)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即通过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来确认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欧盟国家中的“去民族主义化”还没有取得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只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以及政治、经济精英。即便在西欧国家,具有排外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政党的主张与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本质的差异。2016年4月,皮尤中心对15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欧洲在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问题上仍然非常重视语言和文化,有48%(中位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接受当地文化对成为“自己人”而言非常重要(见图1),而语言一项的中位数是77%,居于被调查地区之首。

  综上所述,“世界主义的欧洲”和“民族国家的欧洲”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叙事,这两种叙事之间的不对称正是欧洲一体化理论长期以来试图克服的障碍。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主义的欧洲”在学术层面和政策制定层面都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优先性。而欧元危机、欧盟宪法的失败、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政治现象在经验层面反复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国家的欧洲”不只是亟待克服的政治障碍,而是客观存在的、享有正当性的政治现实。欧洲一体化理论想要消解民族国家的中心性,推进跨国家的权力转移,首先必须正视民族国家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复杂政治角色,某些基本的、日常的政治功能无法被联盟层面理性的、科学的制度设计所轻易取代。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理论家对上述观点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一体化在功能领域的长足进步造成了某种盲目的胜利主义,这种“胜利主义”导致了缺少理论支撑的政治自信。

  功能主义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理论渊源。虽然不断受到新兴理论的挑战,但功能主义所提供的“概念池”(reservoirfideas)持续地影响着一体化理论的发展与演进,在学术领域表现出长期的活跃态势。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功能主义学派,经常被归为自由制度主义的范畴,与社会学语境下的功能主义——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为代表——存在一定的差别。其基本主张是通过与人民福祉直接相关的技术合作和功能融合,降低乃至消除主权政治单位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欧盟的成功被认为是功能主义理论在二战后的伟大实践。大卫·米特兰尼作为功能主义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随着国际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演进,功能主义也得到长足发展,并产生了新的理论分支,如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在米特兰尼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功能主义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对新功能主义的修正。由于功能主义路径的主要关切在于如何克服领土性民族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狭隘与局限,因此,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欧盟的持续扩大以及欧元的启动对主权民族国家边界的超越经常被认为是证明了功能主义路径的有效性,并且,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会日益深入。

  功能主义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理论挫折,甚至哈斯本人也指出功能主义对外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民众态度的转变以及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关注不足。在实践层面,欧盟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遭遇内部挑战,例如欧元危机、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导致的分裂以及民粹主义的泛滥等。这些挑战凸显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韧性,似乎是对功能主义路径固有缺陷的再次验证。然而,功能主义真的错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梳理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理论路径。

  拿破仑战争之后,大陆均势、欧洲协调等机制的运作维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到大国宣战只用了短短37天的时间。经历了四年的残酷战争之后,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途径维持扩大了的欧洲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在创立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的过程中,联邦主义成为压倒性的指导思想。联邦主义有着复杂的谱系,但从根本上而言是要在国际层面重现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通过立法和法条来明确权利、划定义务,将原有的社会势力——如贵族、封建领主和军事集团——加以整合,达到控制暴力、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目标。这一过程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决定性环节,因此,面对战后如何降低战争风险、维持和平秩序的迫切需求,联邦主义被看成是一种合理的国内/国际类比。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国际层面复制国内秩序的形成过程以及手段。

  国联的创建充分反映了联邦主义的思路,力图通过条约和立法约束各国,确立协商的、非暴力的国际秩序,其思路的巅峰之作是1928年8月27日缔结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它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是近乎悲剧性的。即便在当时,为了促成条约的签订,也只能允许缔约国在公约上附加各种各样的保留条款,极大地损害了条约的效力。

  在《有效的和平机制》(AWorking Peace System)一书中,米特兰尼驳斥了通过联邦主义快速重建战后和平的幻想。他认为,国联试图通过立约在国家间建立起一种正式关系(formal relationship)——如婚姻——是不可能的。国联的失败和二战的爆发并非因为联邦主义不够完美,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设计以19世纪的国家功能为模仿对象。但这种“守夜人”式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逐渐过渡到目的性国家(purposive state),国家的本质从“法统”过渡到“服务”。这种转变不是国家的自愿选择,而是具体历史进程的迫切需求。例如,19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因为第一次布尔战争从普通民众中招募士兵,结果发现,英国人口——尤其是中下层市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导致前来报名的志愿者中只有百分之十能够胜任海外军事行动。此后,英国政府开始对全民健康进行干预,促使“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这个全新的功能领域的诞生。此外,罗斯福新政对米特兰尼产生了极大的触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成立于1933年)之类机构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守夜人”式的国家功能。

  在此情况下,将国际和平的期望建立在为各国立约的努力之上,的确可能临时达成某种清晰的、正式的国家间关系,然而这种局面远远无法满足国家面对的随时出现又不断变化的具体需求,因此注定成为国际层面的“乌托邦”。针对联邦主义设想的不切实际,米特兰尼评价道:如果各国在严酷的战争时期都不认为紧密的联合是必要的,那么,一旦敌人被彻底打垮,战胜国重新站立起来,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时的各国会更加情愿接受一个联盟(union)的束缚呢?

  在审视国联失败的原因和过程时,米特兰尼发现,各种国际协议和条约文件都随着国联的瓦解而湮灭,那些费尽心机确立的“正式关系”也不复存在,唯一留存下来的是功能性的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这些机构不依赖于“法统”,相反,它们因为各国存在具体而迫切的现实需求而得以保存,并持续发挥作用。因此,米特兰尼认为,与联邦主义相比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以国家间合作和国际机构为网络,托住政治和军事上高度分裂的国际体系。在此基础上,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各自的生存努力将通过功能的统筹而逐步融合。广东麻将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被寄予一种期望,即1950年舒曼计划(Schuman Declaration)中被反复引用的名句:“统一的欧洲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靠单一计划来达成,而将会通过那些促成事实上团结的具体成就来实现。”在这种期望的影响下,新功能主义将一体化进程描述为:“身处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政治行为体被劝说将其忠诚感、期待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这一新的中心要求凌驾于先前存在的民族国家之上的管辖权。其结局是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然而,“事实上的团结”没有如期到来,“欧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各国人民的认同即便在欧盟成立之后也变化缓慢,民族国家仍是欧洲各国民众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政治忠诚对象。

  上述情况也是功能主义路径的批评者们经常提及的论据:欧洲一体化的“溢出”(spillover)效应不及预期,技术层面的高度协作无法导致更高级别的融合,功能主义更是无法解释一体化进程出现的困顿和局限性。因此,功能主义经常被认为存在明显的缺陷,轻视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和民族主义,将国际合作等同于技术层面的合作。这种判定不能说毫无根据,哈斯本人在对新功能主义的阐释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越来越以经营管理(managerial exercise)为主要活动,而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正在消亡。”然而,(新)功能主义遭受的批评应当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吗?笔者认为,哈斯之后的(新)功能主义表现出缺少理论基础的政治乐观,导致后世错误解读了功能主义的理论预期,这种误读只有回到米特兰尼的时代才可能厘清。功能主义的提出挑战了此前创立国联时普遍流行的联邦主义,并非因为联邦主义的理论不够完美,而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不再是抽象的,而是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家的日益“本土化”,贵族政治曾经的“共同性”逐渐消弭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中。米特兰尼主张从局部功能入手,并非轻视意识形态的因素。相反,他恰恰是认识到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顽固,以及弥合各个民族在价值体系、利益偏好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太过困难。米特兰尼引述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的话说:“‘擅动根本是危险的’,如今这么做意味着双重危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共同的利益而不至于过度妨碍彼此以特殊的方式自处。”

  米特兰尼相当审慎地指出:“不管哪一种新型国际体系,其目标都将是规范共同生活范围内的政治,而不是染指成员国各自的地方性政治。在后者领域内的尝试将伴随着仇恨的意识形态问题注入整个体系,而当下显而易见的需求恰恰是搁置意识形态争斗。”因此,只能先从共同的功能性诉求领域开始促进合作,期待能带来政治上的变化。但是,米特兰尼特别强调,功能主义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融合是不确定的。这是后世对米特兰尼和功能主义误解最深的一点,功能主义是由于克服民族性太过艰难而采取的迂回措施,功能性合作的政治效应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不可逆的。更进一步而言,功能主义的最初目标并非打造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中心,在«有效的和平机制»一书中,米特兰尼真正的关切是促进战后和平,而不是消灭民族国家或者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他尤其批判了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国际泛欧联盟的创始人古登霍夫-卡莱吉(Coudenhove-Kalergi)的观点,认为后者过度强调欧洲一体化同德国、意大利统一进程之间的相似性,而忽视了欧洲联合的基本属性是维持和平。

  因此,究其思想渊源,功能主义并没有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提供消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实现深度政治融合的系统性理论保证。米特兰尼思想的继承者后来在强化这种理论预期时,实际上忽视了米特兰尼提出功能主义路径的根本初衷和真实关切;在研判民族国家是否应当完成历史使命时,缺少对民族国家复杂政治功能的深层次探究。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偶然存在的权力组织形式,相反,它是现代性的基本构成元素,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定序原则”(orderingprinciple)。在以下两个章节,笔者将集中讨论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在此基础上指出:民族国家不总是一体化的障碍,相反,它在去市场化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一体化早期成功的隐性条件;民族国家在维系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对抗社会原子化和两极分化等方面发挥了支撑性作用。